最早记忆是父亲奔丧 身为韩复榘次子，我于1923年降临于北京南苑军营周边，彼时父亲正担任冯玉祥麾下团长的职务，而母亲则随军为家眷。 我的童年记忆最早可回溯至1925年的严冬，那一年，我的祖父韩世泽在北京后毛家湾七号不幸辞世。尽管父亲已经晋升为旅长，但西北军以贫困闻名，薪水微薄，旅长的津贴也仅有区区几十元，以至于家中连为祖父购置棺木的经费都不足。与此同时，天津战役爆发，奉系军人李景林被讨伐，父亲率领部队从通州出发，奔赴前线。祖父的后事无人打理，母亲焦急不已。 次日黄昏时分，突闻门外有人高声呼喊：“旅长归来！”我们匆忙奔至门外，只见父亲，尘土满面，自马背跃下，径直奔至祖父床前，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无人敢上前劝慰。许久，他站起身，哽咽地对母亲说：“战事紧迫，我必须立刻返回前线，丧事便委托给鹿先生处理。”语罢，他率几名传令兵，再度翻身上马，策马扬鞭，疾驰而去。 祖父身为一位清贫的秀才，以授业解惑为生计，家中人口众多，常年生活在温饱边缘。直至父亲担任营长，家境方才逐渐改善，然而“穷”字依旧如影随形，父亲一生未曾真正享得片刻安宁。他对此深感愧疚，对年迈的祖父心怀歉意。 鹿钟麟先生，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司令，亲自主持了祖父的丧仪。然而，事隔十余载，鹿先生又在武昌为我父料理丧事。自祖父离世，战事连年不断，我与父亲的见面寥寥无几，只听闻他辗转各地，投身战事，旁人述说时，总是激情满怀。我年幼无知，仅将此视为耳边的热闹。那时的北京，尽为奉军所控。我随母亲东躲西藏，每过一两个月就得搬家，走遍了北京的四座城池，生活充满了忧虑与恐惧。直至1930年，母亲携我赴济南寻父，我们这才得以安定下来。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记忆，仅局限于他在济南安家落户的那段七年时光。然而，到了1938年的年初，父亲已离我而去，不再在人世。 旧省府格局尚可，非奢华。 山东的旧省府，原为前清巡抚的官邸所在，历经历代巡抚的修缮，其布局与规模已颇具规模。自民国时期起，又经张宗昌的大力扩建，当我随父母迁入时，那里已成为一个花园般的宏伟建筑群。 珍珠泉，被誉为四大名泉之一，其地位于旧省府之中。池畔环绕着坚实的铁栏，池中栖息着数百尾遨游的大鱼。泉之北邻，便是著名的西花厅，彼时乃省主席款待尊贵宾客之所。我有幸目睹，父亲曾与蒋介石先生及蒋夫人并肩立于栏边，观赏鱼儿。他们不吝将一旁预备的整只馒头投入池中，顿时鱼群簇拥而至。伴随着一声“泼剌”，浪花四溅，馒头竟被鱼儿一口吞下。四周的人们不禁惊叹，此情此景，曾是旧省府中一项独具特色的待客节目。 位于西花厅侧畔的会议室颇显宽敞，其内部陈设简约而不失大气：中央摆放着一条长长的桌子，覆盖着洁白的桌布，周围环绕着五十余张木制座椅。墙壁上悬挂着众多军政界要员亲笔题写的照片。一条水渠蜿蜒连接着珍珠泉，环绕省府一周，途经西北角的花园与北面的后花园时，更巧妙地形成两个小型湖泊，其水面与珍珠泉相若，清澈见底。 父亲对省府的设施并未增添过多。然而，他确实配备了数量可观的专职养护和维修人员，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任何人对花草树木造成损害，亦不得对鱼鸟造成伤害。偶尔，他也会进行一些微小的改动：他曾尝试在河道中投放了一批小金鱼，但不久便被较大的鱼儿悉数吞噬；又有一次，他试图在池塘和河道中种植荷花，尽管付出了诸多辛劳，荷花却始终未能生长。 省府内建筑众多，彼时设有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其下辖的八大处、省府秘书处与机要处，此外，还驻有卫队、汽车队以及马厩等设施。 母亲与我们一起居住在位于东北角的东大楼，此楼虽名为“大楼”，实则规模并不宏大，仅是上海人口中所谓的“假三层”建筑。顶层空间不宜居住，仅用于堆放杂物；一、二层共设有二十间大小不一的住房，并附带一个宽敞的阳台；二楼的大客厅尤为宽敞，地面铺设着厚厚的地毯，东西两侧靠墙摆放着舒适的沙发，中央则是一个庞大的写字台。二楼与一楼均设有走廊，与一座宏伟的大戏楼相连。 这座戏楼巍峨壮观，装饰精致，地面上铺满了人字形的地板。戏楼的南端是一处宽敞的舞台，其后方则接连着五间宽敞的大玻璃厅。戏楼的池座并未设置长椅，它是一处举办盛大宴会的理想场所，其东、西、北三面是两层楼阁，正前方则是雅致的包厢，而东、西两侧上下两层则分布着众多房间。然而，这座大戏楼平日里却鲜少有人使用，父亲也鲜少举办大型宴会，只是每周为连队的士兵放映一次电影。 楼上空旷无人，我曾在那里进行过一次“探险”，只见一片空荡，尘土飞扬，蝙蝠在空中飞舞，氛围显得有些阴森。楼下分为五间，中间为过道，设有通往后花园的后门；西侧的两间分别是机要室和警卫人员的值班室；东侧的两间则是父亲的办公室与卧室。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字体苍劲有力。父亲对这首诗情有独钟，甚至常常亲笔抄写，以备题词之用。另一幅画则是一幅巨大的岳飞全身像，他端坐于瓷礅之上，身着儒生服饰。 卧室内除了一套沙发与一张行军床外，别无他物。墙壁上挂着一幅关羽夜读《春秋》的巨幅画作。对关羽、岳飞的景仰，乃旧时军人的惯例。另一面墙上，则陈列着一支张学良先生所赠的双筒猎枪，他对此物尤为珍视。床头的蚊帐架旁，悬挂着一柄装饰典雅的宝剑，不过是为了观赏之用。据我所知，他平日里并不携带任何防身之具。 父亲对骑马情有独钟，家中在省府附近拥有一座宽敞的马厩，饲养着几十匹良驹。那马厩成了我们孩童们常去的乐园，那里有位名叫伊凡卡的小白俄和一只活泼的大马猴。张宗昌曾拥有一支白俄雇佣军，勇猛无比，被视为他的王牌部队。但在北伐战争中，西北军多次与他们对垒，发现所谓的无敌王牌不过是虚名。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在豫东战役中屡次击败他们，甚至俘虏了不少俄兵，将他们带到郑州市游街。士兵们对这帮雇佣军深恶痛绝，常捉住即杀。据说伊凡卡就是在战场上被俘的，我们士兵将他抱起时，他双腿还在模仿奔跑。父亲见他年纪轻轻，瘦弱无助，便收留了他，让他跟着自己照料马匹。伊凡卡头发金黄，面带雀斑，常皱着眉头，性格内向，但对待工作极为负责，专门照顾父亲的两匹爱马。我每次去马厩，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刷马、遛马、喂马，从不懈怠。若有人触碰那两匹马，他便会瞪大眼睛，大声喊“聂特”（俄语，意为不行），因此大家也称他为“小聂特”。然而，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却非常友好，每次我们到来，他总是兴奋得手舞足蹈。至于马厩里为何养着一只大马猴，据说是因为猴子的尿液有强烈的气味，这种气味能防止马匹感染瘟疫。 我家仅居于东大楼的二楼，其下空间半数归属第五连的连部与一排士兵的居住地。清晨五点半的钟声准时响起，随之而来的是那悠扬的起床号角，紧接着是士兵们粗犷而洪亮的大合唱：“黑夜已逝，曙光初现，人们早早起身……”在每日的三餐时间，士兵们又唱起了《用餐歌》：“这些食物由人民所赐，我们当为民出力，抵御帝国主义，我们是救国救民的先锋。”操练声、口令声、劈刀打拳声此起彼伏，直至夜晚那悲怆的熄灯号角响起，方才渐渐平息。 崇尚节俭，不沾裘皮绸缎。 父亲身形修长，步入四十岁后，腰围虽略有增宽，却依旧保持得体。无论是闲坐还是站立，他总是挺拔身姿，腹部收紧，宛如一名职业军人的风范。他的面容清瘦，鼻梁挺拔而笔直，嘴角边蓄着一片漆黑的短须，那双本就细长的眼眸，似乎总带着一丝微眯。他性格严肃，不苟言笑。与人交谈时，目光直视对方，默默聆听，很少插话，脸上却毫无表情，让人难以窥透其深意。他若情绪激动，说话便略显口吃，因此他言辞缓慢而简练。 西北军的风范在他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推崇节俭，对奢华深恶痛绝。平日里，他身着灰布军装，脚蹬黑布鞋，脚踝裹着布袜子，与普通士兵几无二致。一旦遇到重大集会或是接待尊贵宾客，他便会系上武装带，绑上绑腿，那时方显军人的威严，仿佛一位真正的士兵。“打绑腿”这项旧时军人的基本功，要求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还要在外侧折叠出笔直的“人字花”，这只能亲自动手，他人无法替代。他从未穿过长筒皮靴，偶尔去南京参会，便换上黄呢军装和皮鞋。我只见他在照片中穿过一次长袍马褂。他的一生未曾沾染过裘皮、绸缎，却也有一例外：他拥有一件羊皮军大衣，那是他担任团长时，冯玉祥先生赐予他的。他偏爱使用白绸手帕，母亲常对我们提起：“你爸爸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两块手绢了。” 至于那套南京方面赠予他的金光璀璨的上将礼服，他未曾一袭，亦无身着之照存世。该礼服及其专用衣箱，一同被搁置于阁楼之上。直至有一次，母亲偶然翻检旧物，方惊觉礼服已被虫蛀得不成模样，面目全非。 他的一生都在沙场上奔波，赢得的勋章与奖章堆积如山，却尽数被闲置在阁楼之上。我从未见他在任何场合佩戴过这些荣誉，它们最终沦为孩子们的玩物，随岁月流逝而全部散失。如今回想，不禁觉得颇为惋惜。 “这根根的是什么？”引得众人哄笑，父亲也尴尬得脸红。还有一次，我弟弟嘴馋，偷偷溜进厨房想要吃点好的，却无法说出菜名，只能随口说：“来个肉丝炒肉片。”这段趣事在省府大院里传为笑料。 他对酒情有独钟，尤其偏爱家乡特产的“老白干”。每当夜宿东大楼，只要楼下门口传来那声如雷鸣的口令：“立正，敬礼！”便知是他归家。母亲便上前迎接，与他相对而坐于大客厅的写字台两侧，一边抽着纸烟，一边闲话家常。不久，酒菜便被端上桌来，他悠然自斟自饮。下酒菜始终是两碟小菜，一碟是香椿炒蛋，另一碟是小葱拌豆腐。这些菜肴是他亲自指定的，即便是母亲，也不敢擅自更改。他的酒量颇大，每次饮下半斤白酒，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从未有过酗酒之态，我也未曾见过他真醉过。 以拇指与食指轻握烟身中部，烟头微翘，看似笨拙，实则巧妙地避免了烟熏手指。追溯至西北军时期，吸烟乃是被严格禁止的，冯先生时常查验官兵手指，一旦发现熏黄之迹，轻则罚跪，重则遭受军棍之刑。父亲日积月累，习惯成自然，难以摒弃。 热爱体育，支持文教及募捐 他对各类体育运动情有独钟，尤其对骑马、游泳、足球和篮球情有独钟。早年，他曾担任骑兵团长，对马儿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对饲养马匹的伙伴们说：“马儿是我们的哑巴兄弟，我们绝不能对其有所薄待！”他每周至少会亲自骑马一次，所谓的“压马”便是骑马活动。据传，除了加强饲养外，还需定期骑马锻炼，否则马匹便会荒废。他曾几次邀请我们一起去“压马”，我们两个小孩子骑的都是性格温和的老马，并有专人牵引。我们出城后，他便率领十几个副官和参谋策马奔腾，卷起漫天黄尘，一个多小时后归来，人和马都已汗流浃背。在返回的路上，他不再像之前那样端正地坐在马背上，而是将一条腿横跨在马鞍上，身体微微向一侧倾斜，这是骑兵在马背上休息时的典型姿势。 尽管我们的家乡位于北方，却与白洋淀相隔不远。村子四周被水环绕，出行的必经之路便是乘坐船只。父亲自小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游泳对他而言，自然是轻车熟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那段岁月，他常在沅江中畅游。由于他肤色白皙，众人便戏谑地称他为“浪里白条”。后来，在汉口，他更是两次成功横渡长江。担任山东省主席后，他在济南创立了集健身与娱乐于一体的“进德会”，其中便设有室内游泳池，这在当时的华北地区，堪称首屈一指。 他对篮球情有独钟，但对足球的热爱更甚。在他担任团长期间，他所带领的球队在全军中享有盛誉，每场赛事他总是亲自披挂上阵。来到山东时，尽管已年过四十，他对足球的热爱依旧不减。一次踢球时，他不幸将脚扭伤，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才得以康复。尽管如此，他再未重返赛场，却依然对足球充满热情。为了满足对足球的渴望，他时常带我们至足球场挥洒汗水，并耐心传授我们诸如顶球、压球等丰富技巧。 西北军在进行军事训练时，体操锻炼尤为注重，其中翻越单杠的难度尤为显著。某日，我目睹他信步至省府五连的驻地，观摩士兵们练习单杠。他兴起之下，突然跃上单杠，施展了一招“鹞子翻身”，士兵们齐声欢呼。连长担心此举可能引发意外，不敢承担责任，赶紧将他“请”下杠架。 有人言其好牌，实则我未曾目睹他因消遣而投身于“竹城雀战”。他上桌往往只为陪伴他人，纯属应酬之需，漫不经心地玩上几局，有意输掉些许银两，随后便找借口匆忙离席。 他素来不喜观赏戏剧或电影，除非是陪伴宾客。他自己从未踏入过戏院的门槛。唯有那一次，为了筹款应对水灾，他特地邀请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等知名艺人来济南进行公益演出。出于礼节，在首演日，他全程坚持至散场，期间还不时拍手助兴，然而此后便不再现身。犹记得梅先生抵达济南的那日，便乘坐汽车前往东大楼拜访。尽管我们当时年纪尚幼，却早已听闻梅先生的大名，于是纷纷跑到汽车旁偷窥。梅先生隔着车窗向我们微笑，竟然还意外地做个鬼脸，逗得我们欢笑连连。另有一次，是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特别邀请父亲观赏山东戏剧学校的戏剧《林则徐》。父亲平素不看话剧，为了支持文化教育事业，便带着我们一同前往。起初，他显得心不在焉，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的注意力逐渐被吸引，当演到焚烧鸦片的场景时，他甚至热情地鼓掌。不久之后，他效仿林则徐，在济南商埠的群众集会上，将历次收缴的鸦片付之一炬，并邀请了各国领事到场观看，此举在全国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平等观念 “你怎么这么喜欢当孙子！”从此，他二伯父的称呼改为了“二先生”。有一次，他突然想到，星期天公务员都休息，家里的厨师为何还要工作？这对他来说不公平。于是，他宣布星期天的厨师也可以休息，全家人自己做饭。第一个星期天，他亲自下厨烙饼，母亲掌勺炒菜；我们小孩子帮忙跑腿，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他自认为烙饼技艺高超，一边烙饼一边向我们传授技巧，如火候的调节、饼的翻转等。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他因工作外出，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了。之后，他忙碌起来，就再也没有提及做饭的事情。 聘请家教，对子女要求严格。 父亲坚决禁止我们进入公立小学就读，转而亲自聘请教师至家中授业解惑，待我们年岁渐长，方始获准前往初中应试。 我们聘请了四位家庭教师。其中一位是来自北京的资深学者，姓桂，名保，字号燕生，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桂老夫子。父亲对《春秋》与《左传》尤为重视，时常特别邀请桂老夫子一同前往他的办公室，依据朱熹的注释，为我们讲解《左传》。父亲在一旁吸烟，静心聆听，不时提出与朱注相左的观点，与老夫子展开深入的探讨。 秘书王一箴先生，不仅是我们的算术与现代语文老师，还指导我们的书法与绘画。他的父亲曾是“司书”，书法技艺颇佳。他对我们的书法作业亲自监督，并设定了每日必须书写的篇数，无论是公务繁忙还是闲暇之余，都坚持检查。首先核对数量，若未达标则施以罚跪；接着便是对书写质量的审视。记得有一次我书写“远”字时，上下均用了捺形，遭到了严厉的斥责。他责问道：“你们老师是如何教你们的？难道一个字不能有两个捺吗？你们从未被告知过吗？”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摇头叹息。 陆鼎吉先生，一位英语教师，亦是我父亲的专属英文秘书及翻译。此外，还有武术教练于化行先生，他身为省府参议李景林先生的高徒，属太极流派。然而，于先生亦传授我们行意拳与八卦拳之技，并且教导我们刀、剑、枪、棍等多种兵器的使用之道。 西北军对武术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士兵们劈刀、练拳成为必修课程。我的父亲同样对武术情有独钟。在一场全省童子军大会上，父亲受邀发表演讲。他勉励青少年习武强身，拒绝成为“东亚病夫”。为了以身作则，他当众脱去军服上衣，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套“小洪拳”。那天，我也在场见证了这一幕，学生们对于省主席亲自演示拳术的举动，无不感到惊讶。 每当贵宾莅临家中，父亲便时常命我们表演武术。记有一次，副官再次召唤我们上台，家中仅我一人独处，无奈之下，我只能鼓起勇气前往。抵达会议室前院，方才得知是蒋介石先生及其夫人驾临。蒋先生正背手站立于会议室中，凝视着墙上的巨幅照片，父亲在一旁与他交谈。父亲瞧见我到来，便示意我展示一套太极拳。由于紧张过度，原本舒缓的太极拳被我演绎得急促而仓促，短短几分钟便草草收场。蒋先生点头微笑，而父亲却对我投来责备的目光，随即又命我演练一套大刀。那正是关云长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分量颇重。这一次，我不再敢敷衍了事，全力以赴地演练，汗水湿透了全身。在父亲示意停下之前，我便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现场。 父亲曾是一员戎装，深恐我们忘却根底，便时常带领我们去骑马，又要求我们学习用驳壳枪射击。靶子置于后花园，其上绘有十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射击距离大约在30米左右。那时的我们尚幼，初次尝试时，竟连枪栓都难以拉开，子弹也无法装入。父亲由此勃然，怒斥我们为“笨蛋”，我们含泪归家。随后的几次射击，成绩依然不理想，他不禁显得有些不悦，最终还是耐心地为我们做了示范。我至今还记得，他采用的是站立姿势，以左臂为支撑，每次射击果然都能命中靶心。我大哥成婚后，父亲又让我的嫂子一同参加射击。她婚前未曾见过真枪，只能含泪应允，一手捂耳，闭目射击，子弹去向不明，父亲唯有苦笑。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组织我们进行射击。 “您最敬佩的人是谁？”他沉思片刻，答道：“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堪称伟大。”父亲的这番话让我们大感意外，没想到这位国外的君主竟成为了他心中的楷模。 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待我们的管束极为严格。我们日常着装为黑布制服与黑马裤，膝部更需缝制两个显眼的补丁，以抵御磨损之苦；脚上的布鞋前端装有皮包头，袜底亦需精心修补。他吸烟时禁止我们使用火柴，饮酒时亦不允许我们斟酒；在大客厅与客人牌局间，我们需疾步穿行，不得有丝毫旁顾，否则难免会受到严厉的责备。他总将这些行为视为“不良习惯”，强调孩子们连瞥一眼都不应。 父亲总是鼓励我们勇敢尝试，从骑自行车到驾驭摩托车，乃至驾驶汽车，他坚信这些经历能培育我们的勇气。自幼，我们就已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技巧。他仅略施小计，便让我们独立上车，不准旁人搀扶。尽管途中不断跌倒，身上多处受伤，但不过短短两三天，我们便熟练掌握了。随后，他自己骑摩托车，也为我们各自购置了一辆。在经过他简短的指导后，我们便在大厅前的广场上驰骋，这次学习的过程更加迅速，仅仅一个上午，便能自信地骑行上街。至于驾驶汽车，由于年纪尚小，我们需在座椅下垫上枕头以便看清前方路况。父亲严禁我们驾驶汽车上街，以免发生意外，给行人带来伤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访孔府，动情回忆 1932年的夏日，父亲携带着我们兄弟数人，乘坐汽车从济南启程，特地前往泰山拜访冯玉祥先生。冯先生一家居住在泰山之麓的普照寺中。成人们沉浸在交谈之中，而我们这些孩童则四处游玩，当晚便安顿在了那里。 翌日清晨，父亲特别邀请王铁珊先生以及一位乡村建设运动的同好，一同前往曲阜。王先生名瑚，字铁珊，河北定县人士，出身翰林，曾历任协统、江苏省长等职，然卸任之后，家境却颇为清贫。章太炎先生曾赞誉为“循吏之冠”。冯先生特别礼遇他，以师尊之礼相待。父亲对他尤为敬重，听闻父亲的字号“向方”正是他所赐。另一位先生则是梁漱溟先生之友，山东地区知名学者，同样深得父亲尊重。 踏足曲阜，我们一行人径直来到孔府。孔氏族人款待我们如同贵宾，引领我们遍览府内风光，令我眼界大开。同行中的两位资深长者更是担任了讲解员，将一堂堂生动的中华文化课娓娓道来，即便我尚且年幼，亦听得如痴如醉。孔府更是别出心裁，为我们献上了“八佾之舞”，并特意安排了我们几个孩童在孔府花园中与孔德成游玩。孔德成与我的兄长年纪相仿，他面容圆润，眉目清晰，举止文雅，待人接物礼貌周到。行走间，他手提袍角，步伐稳重，颇有几分“小圣人”的风范。他带领我们游历花园，最终我们在假山之巅合影留念。 那日晚宴过后，父亲与两位长者相随，于花园中的凉亭内品茗闲谈。话题不知如何间，引至了读书之苦与乐，这勾起了父亲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他首次在我们面前，讲述了青少年时期那段艰苦卓绝的经历。父亲行五子之列，居第四，下尚有一弟一妹，偌多人口，仅靠祖父每年赚取的十几两银两，已是捉襟见肘，故而还需承租十几亩田地。他的二伯自幼外出学徒，三伯则终生务农，不幸于二十几岁时便因劳碌过度而离世。他的大伯与父亲皆聪慧过人，祖父便命他们二人入塾读书，固然仍需耕作，而祖父在课徒之余，亦常下田捕虾捉鱼，以补家计之不足，荒年之际，亦难免饥寒交迫。后来，家乡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紧随其后，八国联军又侵入，战乱频仍，家境日渐衰微。首先是他的大伯前往关东拓荒，从此音讯全无。父亲亦随其后，前往关东，名义上是寻找兄长，实则在家乡已难以维持生计。 父亲一路凭借打零工积攒钱财，耗时半年余方抵达关外。某日，他行至辽阳一隅小镇，不幸病倒于一家小客店，高热不退，卧床不起，且无力支付食宿费用，顿时陷入绝境，心生轻生之念。他自认为染上了伤寒，又听闻患者饮冷水即有性命之虞。于是，在一个夜晚，他悄无声息地爬到水缸旁，痛饮一肚凉水。他担心客死他乡会给店主带来麻烦，便踉踉跄跄地离开小镇，在一处荒坟间静静等待死亡的到来。然而，直到破晓，他不仅未命归西天，反而出了一身大汗，感觉身体轻松许多，只得羞愧地返回客店。店中老板是一对来自山东的逃荒老夫妇，膝下无子无女，见到他这般光景，心生怜悯，不仅免了他食宿之费，还延请医生为他治疗。待他病愈之后，他跪地磕头，认这对夫妇为干爹干娘，并发誓日后若有出头之日，必接二老去东北养老送终。然而，他从军后数年征战，直至升任团长方有条件派人回东北寻找二老，却发现人去楼空。到达山东后，他又派遣两名副官四处探访关外，终是无果。述说至此，他不禁感慨万千。 父亲素来话不多，鲜少如此深情地流露心绪，两位老先生亦深受触动。那晚凉亭中的闲谈，至今仍深刻印刻在我的脑海，即便时过境迁，依旧历历在目。 对日本人保持警惕。 父亲对于外国人的看法向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何况我们与日本仅隔一水之隔的“邻邦”，对山东省始终怀有觊觎之心，不时企图染指。因此，在父亲执掌山东期间，对日本人总是特别保持高度的警惕。 尽管父亲酒量颇佳，然而在宴请宾客之际，若遇酒闹之事，他便会假装醉酒，巧妙地抽身离开。记得有几次，日本领事馆设宴款待他，暗地里安排众多日本艺伎劝他饮酒。每当此时，他饮得几杯后便假装醉倒，随后，他的警卫人员便会迅速冲入宴会现场，不容分说地扶他上汽车，将他送回省府。汽车驶至家门口，他轻笑起身，复又落座客厅，独自斟酒畅饮，同时对日本人的行为大加嘲讽。 “我国政府有命，欲请几位公子赴日本深造，我国教育乃世界一流，一切生活起居，我国政府自会安排，敬请主席放心。”父亲先是一怔，随即冷然回应：“感谢贵国的好意，他们尚幼，待到大学时期再作考虑。”西田领事虽感失望，却深知父亲性格，遂未再坚持。事后，父亲向母亲提及此事，愤慨地说：“那些日本鬼子意图将我儿作为人质，真是令人愤慨至极！” 昔日，山东各地充斥着日本人的贩毒行径，父亲便派遣侦缉队四处搜捕。甚至有在异县捕获后将其活埋的情况，即便日本领事也束手无策。记得有一次，我目睹两名日本浪人被绳索捆绑，被押解至省政府，他们被安置在大堂前的砖地上。恰逢父亲路过，一见此景，便立刻严肃地对他们进行指责。那两名日本人相互对视，却毫无反应。许久之后，父亲方才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懂汉语，徒然浪费了言语，不禁哑然一笑。 与冯玉祥 张学良等人故情深厚 父亲原是冯玉祥先生的嫡系，即使是脱离后仍故情深厚。1932年春，父亲派专车接冯先生来山东，车抵济南时，冯先生受到盛大欢迎。父亲那天非常紧张，以他为首的军政要员早早都到车站上列队恭候，冯先生的老部下们单另排成一行。冯先生下车后先与老部下一一握手，每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冯先生稍事休息，即前往泰山定居。父亲每过泰安，必去冯先生处晋谒长谈。冯先生带有许多随员和幕僚，还带有一个手枪营，中央不予开支，全由父亲筹款供给。 一次，父亲带我们去泰山普照寺看望冯先生。我在一旁仔细观察，见冯先生身材魁梧，比父亲还高出半头，真可谓彪形大汉。他的头颅大而且圆，双眉浓重，说话瓮声瓮气；穿一身蓝布裤褂，腰扎粗大布带，戴一顶草帽，完全是北方农民打扮。父亲则穿戴像个大兵，在一旁恭坐，相当拘谨。闲谈间，冯先生忽然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父亲立刻站起回答：“报告先生！我已经戒烟了。”又谈了一阵，父亲说去“方便”一下，刚迈出门槛，副官心领神会地急忙跑过去给父亲递上纸烟。 1932年7月，父亲乘专车去北平参加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我也随父亲到北平去玩。火车路过天津时，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先生在车站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王先生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身着长袍马褂。车站上还有许多军政要员和军乐队奏乐。父亲下车与王先生等合影留念，在返回车厢的路上，吩咐副官赏军乐队800块钱。副官以为自己听错了，又悄声问了问钱数。父亲极不耐烦地一摆手，登上了车厢。副官无奈，只好将钱如数送交军乐队长。那队长也吓了一跳，一共才12名鼓号手，怎么会赏了这么多钱！事后这位副官向我埋怨说：“主席自己从来不经手钱，他手里根本就没数，还不听劝，真没有办法。” 到了北平，张学良先生问父亲住在哪里，父亲说住在一位亲戚家。张先生很惊讶，没想到父亲过去多年驻军北京，居然在城里没有房屋，于是执意将北平东绒线胡同一所住宅相赠。 这所宅子相当阔气：临街两个朱漆大门，都是三进深的院子；还有两座小楼，大客厅前的院子尤见宏敞，满铺方砖，四面回廊；厅堂四壁镶有护墙板，还带有全套硬木家具，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我堂姐在北平出嫁时，母亲带我们来这里住过一次。“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这所宅第被日方以“敌产”没收了。 那次开会，父亲在北平逗留一周。临行时，张学良先生偕夫人于凤至女士亲到车站送行。我久慕“少帅”的威名，及目睹其人，却很感惊奇：张先生中等身材，很瘦，很年轻，留着分头，穿一套浅色西装，像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张先生送给父亲一杆捷克的双筒猎枪，父亲很喜欢，一直挂在他的卧室里。就在那次随母亲住在北平东绒线胡同的时候，我还见过一次吴佩孚先生的夫人。那时吴先生早已下野，正在北平做寓公。一天，母亲正在厅堂闲坐，忽报吴大帅夫人到。母亲忙跑出大门迎接。吴夫人是乘人力车来的。她50来岁，身材修长，腰板笔直，穿着黑布旗袍、布鞋，发髻梳得高高的，雍容尔雅，气度不凡。母亲上前鞠躬致意。她点头还礼，然后径直步入厅堂，略事谦让后就居中端坐。母亲忙命献茶。彼此寒暄了十几分钟，她即起身告辞。母亲送至大门，派汽车相送。她婉言谢绝，说自己到大街上雇个人力车即可。吴夫人去后，母亲深为她那种不卑不亢的气质所折服。这次吴夫人登门造访也是事出有因。原来父亲平生最景仰吴先生的文韬武略和铮铮铁骨，视为军人楷模。他每次去北平开会，必去谒见吴先生。吴夫人这次来访，显然是礼貌性的回拜。 李景林先生原是奉系著名将领。在他就任直隶督办时，西北军首先向他开火。他依靠现代化工事固守天津。父亲当时任旅长，担任主攻，率部反复冲锋，终于突破了他的防线，首占天津，迫使他乘船南遁。以后在北伐战争中，父亲与他狭路相逢。在两次豫东大战中都是对手。不料，1932年他来到济南，并与父亲结为挚友。打胶东刘珍年时，他随军一同指挥，有如高参。但实际上他什么名义都不肯接受，纯以客卿自居，采取超然态度。以后他索性在济南定居下来，怡然自得。 这位李先生貌虽清癯，却是武林高手。据说得太极真传，在当时武术界颇享盛名。每次宴会，他必应邀舞剑，长袍也不脱，反更见潇洒。他的拿手好戏是与他那群弟子推手，十几个彪形大汉被他推得东倒西歪。不过，那时我虽年幼，也怀疑是那些大汉们在为老师捧场。他的如夫人和小姐也都善舞剑，也是身着旗袍，只见剑光闪闪，上下翻飞，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他死后，几位太太为财产争得不可开交，都找父亲告状。她们还把许多箱子拉到东大楼存放，求母亲监管，因为互不信任，数月之后才又拉走。 最后的家信 我们在泰山住到暑假结束，这时济南已一片混乱，日本飞机不断狂轰滥炸，返校已不可能。母亲带着我们随后勤部队转住曹县，从此再未与父亲见面，只听说他正在鲁北一带与日军苦战。到了曹县，我们又听说他带着随员和警卫去黄河北岸督战，在济阳附近与日军快速突击部队遭遇，寡不敌众，且武器悬殊，经一场恶战，险些被俘，最后骑摩托车突围回到济南，身边仅带七人，其余全部牺牲。 母亲为此日夜担心。一天，一个副官专程送来父亲一封亲笔信，内容是： 大姐（笔者注：母亲长父亲两岁，故常称之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 现派人送去伍仟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 方 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 父亲是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一座小楼里离开人世的。经鹿钟麟先生主持装殓，移到长春观暂厝。开吊那天非常冷落，仅有当年他在西北军中的老弟兄孙连仲先生前去鞠躬致哀。最后，鹿先生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鸡公山。 鸡公山是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著名风景区。1929年春“讨桂之役”，父亲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督师武胜关，曾慕名登鸡公山一游，在苍峰云海之间，流连忘返，没想到九年后竟托体于此。 1954年，母亲为便于祭扫，又将父亲灵柩移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