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镜鉴：霍光辅政的权欲困局与持盈保泰之道

《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将西汉霍光辅政的兴衰史镌刻成一面照见权力本质的明镜。这位以"周公吐哺"之姿接受汉武帝托孤的重臣，在辅政二十余年间既开创了"昭宣中兴"的盛世，又因专权过甚埋下霍氏灭门的祸根。其人生轨迹恰似《诗经》所言"持盈保泰"的辩证法——当权力达到巅峰时，能否克制欲望、急流勇退，成为决定家族存亡的关键。

一、霍光辅政：权力巅峰的双重镜像

汉武帝晚年因穷兵黩武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临终前将8岁幼主刘弗陵托付给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组成的"辅政天团"。霍光凭借二十年"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的履历脱颖而出，其政治智慧在辅政初期展现得淋漓尽致：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将田赋从"三十税一"降至"十五税一"；整顿巫蛊之祸后的官场，罢黜数百名靠诬告上位的官员；重启丝绸之路贸易，在敦煌设立"玉门关都尉"保障商路安全。这些举措使汉朝国力迅速恢复，史载"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然而，权力如同双刃剑。霍光在铲除上官桀、桑弘羊政变集团后，逐渐将辅政班底演变为个人权力网络。其长女霍成君虽未被立为皇后，但通过毒杀许平君皇后实现后宫掌控；侄孙霍山、霍云未经科举便身居九卿，形成"霍氏党与连结州郡，秉势日盛"的局面。这种权力垄断在霍光临终前达到顶峰——他竟要求将封邑三千户转赐侄孙霍山，试图以家族世袭延续政治影响力。

二、专权过盛：权力膨胀的三重悖论

霍光的悲剧本质上是权力欲望突破制度框架的必然结果。其专权行为暗合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力腐蚀定律"：当个人权力超越组织规则时，必然引发系统性崩溃。

制度异化的悖论：霍光开创的"外戚+功臣"辅政模式，本为制衡皇权设计，却因缺乏监督机制异化为个人独裁。他废黜昌邑王刘贺时，竟以"行昏乱，恐危社稷"为由，在未获太后诏令的情况下强行废立，开创了西汉外戚擅自废立的先例。这种对君主立宪原则的破坏，使霍氏集团与皇权的矛盾从隐性转为显性。

人才选拔的逆淘汰：霍光执政期间，汉朝官场出现"霍氏子弟宾客为督邮、郡守者数十人"的怪象。其侄霍禹仅凭家族背景便官至中郎将，而真正的人才如魏相、丙吉却被压制多年。这种逆淘汰机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元康年间关中蝗灾时，地方官员竟因"畏霍氏权势"不敢上报，暴露出权力垄断对国家治理的致命伤害。

家族教育的失控：霍光对家族成员的纵容达到荒诞程度。其继室显为让女儿当皇后，竟敢在皇宫中公然毒杀皇后；侄孙霍云假称生病不上朝，却带着家奴去山里打猎。这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家风，使霍氏集团在霍光死后迅速堕落为"骄奢淫逸，横行京师"的腐朽势力。

三、持盈保泰：历史镜鉴中的权力哲学

与霍氏集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二疏退隐"典故。太子太傅疏广、少傅疏受在位极人臣时，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为由主动辞职，将皇帝赏赐的二百斤黄金全部散给乡邻。当族人劝其为子孙置办产业时，疏广反问："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种超越物质欲望的智慧，正是《周易》所言"亢龙有悔"的破解之道。

明代首辅张居正的遭遇更具现实警示意义。他在改革后期陷入"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困境，虽意识到"骑虎之势自难中下"，却因"欲以功名始终"的执念，最终落得被抄家的下场。反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统一全国后立即"退功臣而进文吏"，通过"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开国元勋的荣宠，又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

四、现代启示：权力场中的生存法则

在当代社会，霍光式的权力困局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某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集四个局长职位于一身，最终因"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以权谋私"被查处；某能源局局长刘铁男"重大事项决策一手遮天"，在项目审批中大肆受贿。这些案例印证了《资治通鉴》的永恒价值——权力必须运行在制度轨道上。

破解权力困局的关键，在于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新加坡通过"高薪养廉+严刑峻法+财产公示"的组合拳，将公务员腐败率控制在0.02%；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由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完成。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纲。书中不仅记载重大政治事件，更深入剖析统治者决策得失，如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详细记录，为后世提供治国镜鉴。

《资治通鉴》以“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为原则，文字简洁凝练，叙事生动。如“完璧归赵”“围魏救赵”等经典篇章，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司马光以正楷手书全稿，草稿盈两屋，其严谨治学态度与文学造诣，使这部史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智慧宝库。翻开书页，仿佛置身历史长河，与司马光共话兴衰，与古人共鉴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