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中朝联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宣告正式落地。在这张领导层合影中，从右至左，依次排列的是甘泗淇、陈赓、彭德怀、金日成、朴一禹以及金雄。

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之际，金日成曾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全力支持”。

据沈志华教授披露，在获悉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怨愤之深，已达极致，其行为几近于“落井下石”。究其缘由，通常无不与朝战时期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所显现的诸多分歧密切相关。

这些分歧自朝鲜战争伊始便贯穿始终。我国并未事先接到战争爆发的通知，毛泽东主席甚至是从境外报纸上获悉此消息的；当美军介入战事，我国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介入其中后，周恩来总理曾对朝鲜领导人的做法表示不满，指出他们忽视了毛泽东主席多次提出的美国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警告。

直至1956年，彭德怀与李克农曾向金日成追问：究竟是谁引发了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还是贵方？

随着战火不断蔓延，双方就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策略、铁路运输补给线的控制权，以及停战谈判的签署时间等多个关键议题，展开了频繁而激烈的争议。

在谈判的初始阶段，尽管朝鲜军队在美军猛烈攻势下难以独立抵御，金日成对停战谈判却显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甚至明确表示：“我宁愿在没有中国支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面对中美两国在战俘议题上的谈判僵局，金日成出人意料地提出，我国应考虑接受美国方的提议，并迅速达成停战协议。他进而说服我国，强调多数志愿军战俘战前曾是蒋介石的军队成员，“为之战斗并不具备特别的重大意义。”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紧要关头，金日成为了维系自身实力，不惜置整体战局于不顾，命令北朝鲜军队撤退。此举致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彭德怀怒火中烧，猛地挥动双掌，狠狠地掴了金日成两记响亮的耳光。

这是真的吗?

“扇耳光”这一传闻之所以广为流传，主要在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的交锋中，二人关系确实显得颇为紧张。

在军队指挥体系的一体化、战略南进等多个关键议题上，彭德怀与金日成间的分歧尤为显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尤以关于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的争议最为突出。

志愿军数以十万计的英勇战士跨过鸭绿江，金日成迅速意识到仅由朝鲜一方统一指挥中朝联军实为不切实际，于是积极转向，寻求确保朝鲜人民军指挥权的独立。

彭德怀心中另有思量。在一份致中央的电报中，彭德怀曾如此表述：

朝鲜国内的征兵形势极其严峻，所有年满16至45岁的男性公民无一例外地被强制征召入军队。服役军人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无人关注，而普通民众也面临着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地。国家政策显然缺乏长远的规划考量，处处流露出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主义倾向。

指挥层展现出的军事素养略显青涩，于19日发布了坚守平壤的指令。尽管如此，实际撤离的人数仅有三万余，成效可谓微乎其微。

显而易见，该方对朝鲜在军事指挥领域所展现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在首场战役的推进中，由于协调失当，加之朝鲜党政军民在撤退途中堵塞了交通，使得志愿军的行进与作战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出现了人民军误伤志愿军的多起事件。这一系列问题促使彭总深思熟虑，着手探讨军队指挥权的集中归属问题。

金日成对此问题反应尤为激烈，断然拒绝展开合作。他坚持认为，双方只需各派参谋负责通讯联络事宜，同时坚决抵制将朝鲜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距离过分缩短。

彭总热切期望让人民军第6师与志愿军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然而金日成主席却坚定地主张将其调离战场。

彭总提议在第二次战役后撤退数十里以设伏，然而朝鲜方面及苏联驻朝军事顾问团均对此表示了反对。此事最终上升至莫斯科，由斯大林亲自定夺，他明确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此事这才得以妥善解决。

彭德怀前线考察

缺席生日庆典

彭、金二人在朝鲜战场的对峙中积怨已久，这份嫌隙甚至蔓延至了战场之外的日常生活。

据志司参谋杨迪披露，在1952年4月15日，正值金日成同志迎来40岁生辰之际，朝鲜方面精心策划了一场隆重的祝寿庆典。他们多次诚挚地邀请彭德怀同志莅临，并每次都派出了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亲自前往，但彭总却始终坚决而婉转地拒绝了这些邀请。

彭总指出，当前前线战士正奋勇拼搏，而朝鲜领土正遭受敌军猛烈轰炸，导致国土荒芜，民众生活艰难。在这种背景下，举办40岁生日庆典是否恰当？此观点引起了友方领导同志对彭总的再度不满。

无论彭拒绝出席金日成寿辰庆祝活动的具体原因如何，此举无疑将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裂痕。

争议南移，金日成斥责。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出征，奔赴朝鲜战场。在经历了第三次战役的激战之后，他们成功地击退了美军及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将其驱逐出汉城。正当中朝联军的前锋部队逼近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将军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指令。

得知此讯，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怒火中烧，直指彭德怀，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彭德怀，你这分明是右倾错误！我必向斯大林汇报，让他亲自对你进行训诫！”

第三日，随着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金日成亲自莅临中朝联军司令部。他踏入大门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场盛宴方兴未艾，双方相识尚浅，怎可如此仓促收场？何况，如此重要的事务，事先理应通知我一声。”

彭德怀沉痛地说：

“志愿军英勇奔赴朝鲜战场，迄今为止已战守七十个寒暑。据最新统计数据，这些无畏战士的伤亡人数已超过五万之巨。其中，因疾病、极端寒冷与饥饿所导致的牺牲者约有五万，伤亡总数累计高达十万。这无疑是沉重而巨大的代价。”

金日成沉默聆听。

彭德怀又说：

“另外，由于制空权尚未得到稳固掌握，运输线遭遇诸多挑战，导致前线的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棉衣供应亦严重短缺。在二十万勇士奋力追击之际，半数士兵已失却了鞋履，连做饭的锅具也不知所踪。在如此严寒的冰雪环境中，士兵们赤脚忍受严寒、空腹作战，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又如何能继续执行追击任务呢？”

金日成未发言。

“除此之外，”彭德怀的目光从金日成身上掠过，随即详述了他的见解，“据侦察情报透露，敌军已撤退至洛东江，意图凭借洛东江的天然屏障，在江岸两侧建立防御工事，以诱使我军向南推进，从而对我军实施围攻与歼灭。”

邓华插话说：

“依据第三次战争计划的既定规定，暂停进攻行动已实施。贵方代表亦参与了相关讨论，且该计划已正式交付至您的手中。据此，我们正按照既定方案执行，无需对您进行额外报告。”

金日成听后说：

“我赞同对志愿军实施休整，但提议将休整时间尽可能缩短，并实施边休整边作战的战术。比如，可以先派出三个军进行追击，而其他部队则在一月后继续向南推进。这种部署方案是否可行？”

彭德怀回答说：

“此计绝不可行。敌人意图诱使我军向南推进，其目的是分化我军力量，然后逐一进行围剿。若我军继续追击，必将陷入不利的境地。”

金日成又说：

即便南下的征途未能将敌人尽数剿灭，亦或未能实现城镇乡村的全面解放，但疆域的拓宽、领土的扩大，亦堪称值得肯定的成就。

僵持近3小时。

彭德怀多次尝试对金日成进行说服，然而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无奈之中，他只得将一份1月9日的回复电文递交给金日成。

“若朝方同志坚信无需休整与补充便能持续推进，我亦表示支持，同意人民军继续对敌军展开进攻，且该行动将由朝鲜政府直接领导。至于我志愿军，我们的任务是坚守仁川、汉城以及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区域。”

接获电报的瞬间，金日成的面容泛起一丝尴尬的神色，但内心的那份郁郁不得志却难以掩饰。他坚定地拒绝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在次日午后，他与外交部长朴宪永并肩来到联军司令部，再次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立场。

“截至目前，我军尚未对美军构成决定性的打击。唯有迅速调集三支精英部队，一举击溃其主力，令其遭受重创，美军方才可能被迫撤离朝鲜。”

“切莫擅自采取行动！美军不会听从我们的指挥。急于求成而不做周密准备，必将导致失败。战争非同儿戏，不能寄希望于侥幸。经过连续三次交锋，若不进行休养和补给，如何能再次赢得胜利？”

彭德怀的声音愈发高昂，情绪最终激动到一拍案而起，语气洪亮地怒斥道：“若照你们的意图行事，志愿军必将遭遇惨败。我彭德怀素来不参与毫无胜算的战斗。若你们认为我无法胜任，那便请另寻合适人选！”

金日成与朴宪永目睹彭德怀满脸怒气，立刻闭口不言。

电报由他人代为传递，内含斯大林亲笔寄语，托付金日成转交给拉佐瓦耶夫。

斯大林在电报中的措辞异常严厉，批评拉佐瓦耶夫未能充分考虑主客观现实因素，一味坚持南下的决策实属不妥。因此，他果断作出决定，即刻剥夺拉佐瓦耶夫大使职务，并命令其立即回国，等待进一步的处置。

电报中明确指出，彭德怀是一位历经重重考验的卓越指挥者，在他的率领下，志愿军成功击败了全球最强大的美军。彭德怀被誉为军事奇才，未来的所有军事决策均应遵循彭德怀的指导原则。

上述种种矛盾与冲突，终不可避免地汇聚于彭、金二人之身。

这种对金的怨怼，实则与它旨在削弱延安派的影响力、营造个人崇拜氛围的行为紧密相连。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彭德怀及其所领导的志愿军，他们的存在对金日成在党内消除延安派势力的企图构成了坚实的屏障。

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

为确保这一崇拜根基的稳固，当务之急便是清除党内如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等众多派别。其中，延安派尤为关键，因其核心成员与军队之间维系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党内不应任用任何来自我国的同志担任干部职务。”同时，他也对朴一禹参与宗派行为提出了指责。

1956年，赫鲁晓夫通过党内秘密报告的方式，对斯大林所犯的个人崇拜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一举动在朝鲜半岛迅速引发了连串效应。

当时的金日成秘书室长高奉基透露，当那份秘密报告传递至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时，金正日与朴金喆两人均感震惊至极，面露呆滞。我因身处主席台附近，有幸目睹了他们脸上的神情。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不日，延安阵营与苏联势力结成紧密联盟，携手苏联驻朝鲜使节团，合力对金日成实施集体施压。

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交锋。最终，金日成同志赢得了胜利，延安派的核心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位同志则选择逃亡至我国。

不久后，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接连两次向赫鲁晓夫发出信函，迫切恳求中苏两党给予关注与介入。

经中苏两党细致的深入沟通，双方达成共识，一致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三位高级别代表前往朝鲜，以期调停此次事件。

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

毛泽东明确指出：“即便我们允许那些逃亡至我国的同志返回故土，他们返程后，务必恢复其原有的党籍和职务。”

彭德怀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后，曾与金日成举行了两次私密且深入的会谈。然而，关于这两次会谈的详尽内容，至今仍未对外披露。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会晤并未完全解决现有问题。据高奉基透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

米高扬与彭德怀一致认定，此乃金日成所执行的严密封锁政策，但他们苦寻无果，不得其解。在会议中，经过深思熟虑，采纳了苏联及我国兄弟党代表的建议，决定恢复徐辉、尹公钦等同志的党籍。

自那时起，延安阵营持续面临压力，而中朝之间的友谊亦曾降至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