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恩来广结善缘，无论党内党外，即便是国民党阵营内部，亦无不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纵使在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于谈判席上激烈交锋，面红耳赤，私下里，众人对他仍敬仰有加。

张治中就曾说过：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老友周恩来同志的扶持与教诲。我将永远铭记他的深厚情感，他那广纳群贤的思想，堪称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典范。

为何周恩来在国民党内部享有如此广泛的良好关系呢？

周恩来能力卓越，无人不服。

在肩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重任之前，周恩来便已与国民党有所接触，但这一交往并非发生在国内，而是异国他乡的法国。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宣传委员。

彼时，中共指示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联络，周恩来随即联系到了国民党总部在法国的代表王京岐等人。王京岐乃孙中山特派赴法国组建国民党旅法总支部的使者。周恩来与他合作得十分融洽。当王京岐归国向孙中山汇报工作之际，亦携带着周恩来致孙中山的信件。

在信函中，周总理阐述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数项建议，孙中山阅后深感赞同，并有意让周恩来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处长一职，以主管国民党在法国的党务工作。然而，由于周恩来事务繁多，最终仅接受了通讯处筹备员的职务。

鉴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高位显赫，他对周恩来的青睐亦为其他国民党要员所瞩目，廖仲恺便是其中之一。

自黄埔军校创设以来，戴季陶与邵元冲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然而均未能胜任。张申府遂向廖仲恺力荐周恩来，其名列十五人推荐名单之首位。廖仲恺一经见到周恩来之名，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同意，不再考虑其他候选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地派遣专人，为周恩来寄去往返路费，敦促其早日归国。

周总理上任后，迅速将原本形同虚设的政治部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部门，这一变革赢得了廖仲恺的高度赞誉。

廖仲恺虽比周恩来长21岁，却与他以同辈之礼相交。在女儿廖梦醒婚礼之际，廖仲恺向她介绍道：“这位便是你的周伯伯。”

廖仲恺对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无疑为他在国民党内部拓展人脉、敞开了一扇关键之门。

黄埔军校汇聚了众多当时国内的政治与军事英才，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周恩来坚定的意志、变通的处事能力和待人的和善，都给那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即便在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他们私底下依旧对周恩来以师尊之礼相待，对他的尊敬有增无减。

曾有一回，周恩来不幸遭拘，国民党第26军1师7团的团长鲍靖中负责对他进行审讯。鲍靖中，一位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心知若将周恩来送至上级，此功非同小可，足以令他连升数级。然而，基于良知与师生之谊，鲍靖中毅然决然地选择将周恩来秘密释放。

恰在此时，第1师政治部主任酆悌现身，鲍靖中心中暗想自己的计谋恐怕要落空，不禁焦虑万分。然而，令他意料之外的是，酆悌竟似未察觉般，对周恩来径自从他身侧走过置若罔闻。

鉴于酆悌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对周恩来老师怀有深深的敬意。此次他前来，意图秘密释放周恩来，恰与鲍靖中的计划不谋而合。

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陈诚曾有意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辅佐其开展工作。他坚信，若周恩来能够加盟，政治部的工作便可得一半成功。

然而，周恩来并未应允，直至蒋介石亲自登场，作出一系列承诺，周恩来方才点头，接受了这个职位。

周恩来彼时担任中将军衔，月薪为160大洋，然而蒋介石特准他每月领取240大洋，此待遇唯有上将方可享有。自然，周恩来并未私藏多少，绝大部分款项均已缴纳党费。

实际上，蒋介石对周恩来自幼便深表赏识，曾屡次尝试将其收归麾下。只要周恩来一旦答应，无论何种条件皆可应允。即便周恩来婉拒，蒋介石亦坚决下令，无论何种情形，决不可对周恩来有所加害。

在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急速飞往西安，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她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与卓越的办事能力深感敬佩。返回南京的航班上，她对蒋介石诉苦道：“为何我们党内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杰出人才？”

蒋感慨言：“恩来是共产党最理智和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起初，酆悌与鲍靖中敢于释放周恩来，此行为不仅源于师生间的深厚情感，亦因为他们深知蒋介石对周恩来所抱有的赏识之情。实际上，将周恩来放行，亦可视作蒋介石本人的意愿。

因此，周恩来堪称国共合作的基石所在，只要他存在，国共双方便总能寻得对话与协商的空间，这一点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的背景下，蒋介石若有意与大陆进行洽谈，亦明确指派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此举无疑是对周恩来最深切的信赖之表现。

李宗仁曾佩服道：“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