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走下圣坛 作者：权延赤 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非档案文献之列，非史学研究资料，亦非详尽无遗之作。 往昔我所目睹的诸多作品，周恩来形象总是文雅有礼、风度翩翩；他热情洋溢，待人亲切，和蔼可亲；勤勤恳恳，奔波劳碌；谦逊谨慎，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屡次与周恩来总理有过面谈，却对那些描绘其形象的作品深感不悦。即便是我采访过的众人，对此形象亦持有相同的看法。这些作品犹如一张单调的黑白照片，仅存阴柔之态，缺失阳刚之气；只见暗影笼罩，不见光亮照耀，显得模糊不清，与真实相去甚远。 我绝无意图贬低过往的任何佳作，我所追求的，仅是在阴影之上添上一抹光亮，以期塑造出更为鲜明的立体效果。 切勿误解周恩来先生那忙碌的身影背后，他并非单纯的行政工作者，而是一位至高无上、思想深邃的伟大思想家。 切勿误解周恩来先生之拘谨内敛，实则他性情真挚，常显洒脱不羁之态。 切勿误会周恩来先生阴柔柔弱之表象，实则他阳刚之气充沛，充满热情与活力，激情澎湃，奔放不羁。 切勿误会周恩来先生默默忍受，实则那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深知自我与他人的深浅…… 你是否领略过周恩来“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领袖风范？是否目睹过他雷霆万钧、情绪激动的威严？是否感受过他“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饮三百杯”的豪迈气魄？是否见识过他时而悲痛欲绝，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破口大骂的豪杰之气？是否欣赏过他在山崩地裂、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从容不迫、泰然处之的英勇气度？…… 若有所思？你心中的周恩来似乎少了些刚毅，少了份光芒，似乎也失却了丰满的形象。 在采访过程中，我常发现对于同一事件，每个人的描述各异，多达十种之多。这源于年代、记忆、个人经历、观察角度，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说法的一致性几乎成为不可能。 因此，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以及对事件的描述上，我的文章或许会与历史真相或部分当事人的记忆和观点存在差异。 容许批评、指责，包括咒骂和诉讼。 何树英，自1940年起便伴随周恩来左右，历经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及卫士长等职务。他并非生活中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无数曾在周恩来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们的缩影。 他同样成为了作者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更是显现出作者那不屈的自我展现精神。 作者会揭露他的真实来历。 1966年8月17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的小礼堂里，与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领导成员们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亲切座谈。在合影留念之后，他登上了那辆著名的“红旗”轿车，准备前往人民大会堂，以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宾。 我眼见服务人员为他送上一杯玉米面糊糊，亦或是麦片粥，以及两片夹着香肠的面包。 车辆已远去。在苍茫的暮色中，我的耳畔似乎又回荡起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二纵政委。” “啊，政委。”总理逐一询问了众人的职务，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感慨：“你们自投身革命以来，便都身居司令和政委的重任。名称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但关键在于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我们共产党人投身革命，绝非为了谋求官位，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自那之后，我屡次邂逅周恩来，悄然间细致入微地观察着他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我的这部著作自那时起便悄然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周恩来非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的“请下坛”，实则是指他们重返尘世，重返人间；既令人敬仰，又倍感亲切。他们的崇高、伟大、智慧，并非遥不可及。他们生前未曾脱离民众，死后，其精神融入大众之中，理应不再是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 譬如，在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历程里，“禅让”被视为崇高的无私圣行，备受推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敢于自诩为圣人者更是凤毛麟角。 他不愿担任领导之位（掌舵者），亦不追求继任之职（接班人），而甘愿居于第三把手之位，这种谦逊的态度堪称伟大。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遵义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回顾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声望和显赫的职位，他凭借自身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威望，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周恩来始终甘于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这种谦逊的品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见解略有差异。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一位谦逊的典范，这一品质体现在他勇于向他人请教，乐于汲取他人的智慧；体现在他秉持民主的作风，勤于倾听民众的声音；体现在他乐于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上。这些特质并非源于他不担任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的位置。 有人认为，崇高的谦让往往会被误解为“明哲保身”，缺乏勇气，甚至被归咎于“绍兴文化”的熏陶。人们常说，绍兴的文化人士不追求科举功名，不担任县令之职，而仅甘于担任师爷，以至于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人们通常不直接提及“师爷”，而以“绍兴师爷”来代称。周恩来总理的祖父和外祖父便是出身于师爷，他们的处世之道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的见解是：周恩来未曾执掌过一把手（帅位），亦未曾担任二把手（接班人），他在“宰相”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27载。追溯至红军战争时期，自那时起，他始终扮演着核心辅佐的角色，被众多前辈誉为“军师”，实质上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并非简单的伟大谦让，而是源自于他卓越的自知之明与识人智慧。 周恩来言简意赅：“非帅才。” 明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即匹夫勇。 匹夫之勇非勇，乃鲁莽愚行。 最甚之勇敢，莫过于洞悉真相，勇于直面事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一切。 王明与张国焘并非具备统帅之才却强行担任帅职，导致一人逃往苏联，沦为他人庇护之下；另一人则向国民党投降，依赖他人势力。如此行径，又何谈勇气，妄图成为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这却是事实。我恳请那些无法接受我这一观点和话语的同事们，深思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若提及即便雷锋在世，他恐怕也不适宜担任军长或师长的职务，您对此有何见解？ 将科学家派往田间劳作或负责清洁工作是不恰当的，那么，让一位农业领域的劳动模范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做法，难道就是正确的吗？这能算是对这位劳动模范真正尊重和明智的安排吗？ 班长不影响雷锋的光荣。 那些我们难以撼动的陈旧观念，往往在善意的名义下，适得其反，深陷其中却不知如何去爱，反而对心中所爱的人造成了伤害。 毛泽东之所以能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开创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擅长识人和用人。在新中国权力核心的领导层中，人们常将他们简称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那么，毛泽东对这些战友和同事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评价呢？ 历经三年的国家困境，毛泽东便想起了陈云，并说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古语。接着，他又提及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败绩，以及他对郭嘉的深切怀念。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在与莫斯科的其他四位战友会面时，毛泽东逐一对他们进行了评述。 那是在1957年11月，毛泽东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 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场盛会的主要议程集中在会前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尤其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谈判。只有达成一致协议，大会才能顺利召开。 此次已是赫鲁晓夫第四次陪同毛泽东共进晚餐，然而餐桌上的气氛依旧略显凝重。步出餐厅，踏入会客室，毛泽东随即转换了话题，将焦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移开，开始向赫鲁晓夫介绍我国党内的情况。 “我即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毛泽东面容肃穆，目光凝视赫鲁晓夫，语调显得异常庄重。 赫鲁晓夫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早在1954年，毛泽东便曾表达过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他对那些如迎接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等繁琐的国事活动心生厌倦。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再次坚定地表示了拒绝担任国家主席的意向，伏罗希洛夫亦将此信息带回。 “有人接任吗？”赫鲁晓夫眨眼问道。 确实如此。在我党的同志中，不乏几位才干非凡者，他们的才干丝毫不逊于我，具备相当的条件。毛泽东在综合评价后，轻轻拨动手指，仿佛在列举家谱：“首当其冲者，便是刘少奇同志。他在北京及保定参与了‘五四’运动，随后来到贵地学习，并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就能力、经验和声望而言，他都已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刘少奇同志的优势在于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极强，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则是邓小平。”毛泽东放下第二个指头，在场同志的记忆深刻。按照声望和职务，众人皆料想应当提及周恩来，然而毛泽东却先提到了邓小平。“此人在政治上意志坚定，思维周密而行动果断；他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变通；刚柔并济，内敛中藏着锋芒。他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赫鲁晓夫突然苦涩地一笑：“的确，我也觉察到此人颇具魄力，难以轻易应对。他的洞察力极为敏锐……”赫鲁晓夫随即止住言语，挥动手势，以示其行事坚决果断的立场。 毛泽东也露出了笑容，心知邓小平在两党谈判期间给苏联方面制造了不少困扰。他竖起一根手指，语气坚定地说：“今后他若来此，与我前来应同等对待；你们对待我的方式，亦应同样对待他。” 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对这一言论印象尤为深刻，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且在评价中独独未曾提及任何缺点。 毛泽东缓缓放下第三根手指：“第三位是周恩来。此人在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比我更为出色，擅长化解各类繁复的矛盾。然而，在政治方面，周恩来存在一些不足……不过，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 赫鲁晓夫轻点着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毕竟我们均已步入六十岁之龄。我国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将由柯西金接棒。至于米高扬，他的政治立场略显薄弱，无论去掉谁，他都会感到不舍……然而，他确实是一个好人。”赫鲁晓夫轻舔了一下嘴唇，随即不由自主地补充道：“不过，大家普遍期望我能继续掌管全局。” 毛泽东放下第四个指头，语气中带着沉思：“朱德同志年事已高，德行高尚，声望卓著。”他稍作停顿，声音加重，“他的威望是极高的。然而，你也不能寄望于他能够主持大局、处理重大事务，岁月不饶人啊。总之，无论何人前来，都希望你们能像对待我一样，视他们为你们的至交好友。”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必将如此行动。”赫鲁晓夫轻轻挥动右手食指，“事实上，他们也是我们的盟友。”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语言，简洁而富有深意，堪称深刻且实事求是。建国之后，周恩来曾多次坦率地表示：“我并非将才。” 在一场关于人员分配的会议中，毛泽东转向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同志，你看如何？” 周恩来轻轻摆了摆手，语气坚定而谦虚：“主席，您最是了解我的性格。我自认是个管理家务的好手，却不是统帅之才。我适合料理内务，担当帅印却非我所擅。”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周恩来同志并不适合成为主席的继任者，他并非帅才。” 董必武微微点头，语气从容地说道：“总理，您是我们国家的杰出大管家。” 为何领袖群体中存在如此共识？或许通过薄一波的回忆录，我们能获得一些启示。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北京举行。鉴于会议核心议题为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在会议期间，便与中财委的薄一波同志展开了一番交流，话题聚焦于稳定物价等关键议题。 交谈中话题逐渐拓宽。周恩来若有所思，询问道：“一波同志，您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良久，您对他们二人的工作有何见解？” 薄一波评价道：“他们在工作中相互协作无间，堪称同心同德，和谐默契。” 周恩来面带微笑，轻轻摇了摇头：“我所言非是他们之间的协作，而是想了解你对他们工作方式的看法。” 薄一波以风趣幽默的方式，巧妙地提问道：“总理大人，您资历深厚，与众人相识已久，对此您有何高见？” “哈哈，果然如此，”周恩来笑容满面地回应道，“你这是原封不动地将问题返还给了我。” 薄一波幽默回应道：“这不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道理吗？我这是说，解决问题还得从提出问题的人这里着手。” 周恩来收起笑容，沉思片刻后表示：“经过我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两位在工作方式上各具特色。邓小平同志擅长‘以轻取重’，而陈毅同志则更倾向于‘以重克轻’。不知你是否认同这一点？” 薄一波频频颔首：“我完全赞同总理的点评，这八个字精炼而准确。他们之所以在工作上能够如此默契合作，这恐怕是一个关键因素。” “就个人愿望而言，我更推崇邓小平同志那种‘轻松应对重大挑战’的作风。然而，坦白讲，我自身难以做到这一点。我像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中常常显得对小事过分重视。这或许与我长期从事具体执行工作有关……” 显然，总理对自己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洞察，并愿意坦诚面对。他深知自己并非事事都能轻松应对。他的外交秘书陈浩，在目睹他深夜未眠，凌晨即起，事务繁忙，过度劳累后，忍不住劝慰道：“总理，您不必对每一件事都如此细致入微；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难以兼顾太多事务。” 周恩来猛地站起，面露愠色。他抓起桌上的文件，挥动着手中的纸张，高声质问道：“这事儿我真的可以不管吗？” 总理将这份文件随手搁在一旁，随即拿起另一沓文件，询问道：“这些事务，我可以不必过问吗？” 随后，他轻轻拍了拍第三摞文件：“这些资料不处理显然也不可。” 他带着疲惫与无奈，长叹一声：“旁人或许不懂，但你们难道也不明白？为何总是这样指责我？” 总理事事紧抓不放。 有人热衷于以“日理万机”一词进行赞誉，每当遇见领导人，便赞誉其“百忙之中”，称其“日理万机”。 用滥了，不准确。 身为宰辅，日理万机乃其本职。而担当领帅之责者，应展现轻松驾驭重压的风范，以此气魄和胆识来制定战略与决断重大事务。唯有在小事上亦能显出慎重态度，方能体现出日理万机的忙碌。这难道不是常识所在吗？ 总理常对各省市及部委的领导们说：“若有任何事务，可直接联系我，只需拨打我的办公室电话即可。” 总理常对他们秘书们说：“遇到任何事务，务必及时告知，无需担忧我会因忙碌而有所疏忽，我乐于应对繁忙。” 一位秘书向我透露，他目睹周恩来连续两天未曾合眼，心中不禁感慨，遂忍不住开口道：“总理大人，在首长中您的忙碌程度最为突出，这些文件是否可以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呢……” 周恩来轻轻擦拭太阳穴，涂抹上清凉油，随即埋头继续审阅文件。他轻声自语：“身为总理，这类琐事便由我来多分担一些。他可以专注于处理更为重大的事务，多在决策层面动脑筋。” 总理在国度面临艰难时刻的那一年发表此言，这充分表明了他当时对小平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从容不迫的指挥风范深信不疑。 “这才是我们的总理啊，无论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服务员的工作，他都一一放在心上！” 印尼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表示：“我深切地羡慕您拥有周总理这样的得力助手，而我们却缺少这样一位。”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交往并不频繁，然而仅一面之缘，便让他对周恩来处理事务时的“举重若轻”深表赞叹。 周恩来还具备一项罕见的能力：他对细节极为关注，却又不至于为此迷失自我。记得我们在北京度过的第三天夜晚，我们有幸受邀观看了一场体育和乒乓球表演。那晚，天空飘起了雪花，而我们计划次日参观长城。周恩来短暂离开，我以为他只是去休息室小憩。然而，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亲自走出门外，去关心并亲自指导清理通往长城的道路积雪。次日清晨，道路上一尘不染，仿佛未曾下过雪。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他的特质。 我发现，在机场热烈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成员均由周恩来亲自挑选。这些士兵体魄强健、身材魁梧，身着整齐划一的制服。周总理本人亦亲自为乐队挑选了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曲目。我相信，他必定提前对我个人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果不其然，他挑选的许多曲目都恰是我所钟爱的，其中包括在我就职仪式上奏响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次旅行结束之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曾告诉我，在他与周恩来总理会面之前，一位年轻女性步入会场，递给周总理一份报纸的清样，请他审阅。这份报纸是为次日编排的头版内容。 周恩来始终坚信，从关注细节做起，方能成就大事，此言不无道理。他不仅亲力亲为，细致入微地照料每一棵树木，同时亦能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洞察森林之广阔。 毋庸置疑，当我们对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品质予以高度赞誉，以及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他的奉献精神时，每一位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诸葛亮。然而，我相信，鲜有人会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名字与之并列。对个人而言，同时具备“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双重优秀品质实属不易。然而，对于一项事业而言，却必须汇聚这两种优秀的人才。 一位资深老干部曾对我感叹：“哎呀，小平同志对于某些事务，真是能够放手，真是有胆量放手让别人去处理。”许多老干部也曾向我提及，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邓小平如何“举重若轻”，如何在轻松的谈笑间，将难题化解于无形。 这恰恰是杰出人才所应具备的卓越品质。没有这样的气度，他又怎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再次改写中国历史、塑造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呢？ 我必须强调的是，周恩来之崇高伟大，并非仅仅取决于他是否具备帅才，关键在于他身处何种岗位时，又如何履职尽责？又创造了何种贡献与成就？ 在毛泽东自延安启程飞往重庆，以豪迈的笔触追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那位威震四方的成吉思汗时，周恩来却选择在这条路途上，摒弃了秦皇汉武的辉煌，独独流连于张良庙与武侯祠。 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之际，正沉浸在阅读彼得大帝与拿破仑的书籍中，兴致勃勃。斯大林焦急地提醒道：“你恐怕难以将这些具体事宜谈妥，不如请周恩来来参与讨论。” 我所创作的书籍，便以此话题为开篇。然而，交谈的声音将不再出自我之口，而是由陪伴总理数十载的何树英同志担任。 摘自《周恩来：走下圣坛的伟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作者：权延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