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

我们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得益于在中芭工作的邻居张金海老师夫妇的引荐，我有幸结识了刘庆棠老师，并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厚交往。在我们少年时期，他是我们的偶像，他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吸引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半期，他曾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重要职务。然而，自1976年起，他被视为“四人帮”的核心成员，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多年。幸运的是，1984年，他因病获得假释，重返自由之身。

他热衷于交谈，在闲聊中提及了许多往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对他进行了详尽的口述记录。如今，我依据这些原始记录进行整理，以成此文。刘庆棠老师不幸于2010年夏季离世，带走了他一生中的无尽叹息。他曾有过撰写回忆录的打算，然而，命运不允，未能来得及对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与政治经历做出深刻的总结。此次整理的口述稿件，仅从他的个人视角出发，描述了他亲历和所知的若干事件，其中不免带有历史苦涩的印记和一定的片面性。

姚文元留山羊胡

我与姚文元的首次相遇发生在1968年，那是在一次样板戏剧团的盛大集会上。

八十年代初，随着秦城监狱专案逐步接近尾声，一批批人员相继离场，人数渐渐减少。于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便转为一同观看电视。观看之时，彼此的相伴均有安排。我与迟群、王洪文三人一同观看了数月之久，而姚文元突然加入，我们对此都毫无心理准备。他首次到来时，已蓄起胡须，山羊胡甚至垂至胸前，头发也已剃光，与我们打招呼时，显得比以往开朗热情，乐于畅谈，他说：“你们都在这里，都在这里……”、“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观看，人多热闹些……”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请您发表一下意见……”他方才愿意发表几句。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嗯，留胡子看起来更有成熟感……”话音未落，他便开怀大笑，整个人显得格外开朗。观看电视时，他总会自发发表见解。我记得他曾评价过女歌手王静的演唱风格，还提到过中央广播乐团的殷秀梅，这个乐团曾由姚文元领导，他对该团的演员颇为熟悉。

日前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殷秀梅的独唱，他随即评论道：“在众多女高音中，殷秀梅堪称佼佼者，其声音的表达力和情感的传达都十分出色……”他询问我们的看法，我回应道：“确实如此，她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巧妙融合，过去在演绎革命歌曲时，并未完全依赖美声技巧……”王洪文与迟群在一旁补充道：“诸位在专业领域颇有造诣，对于专业评论我们只是旁听者，知识储备有限，只能旁观而矣……”

姚文元昔日性格内敛，喜于静心阅读。据我观察，自他抵达秦城后，其性情似乎有所转变。记得有一次，在观看电视节目时，我好奇地询问他近况如何，他回答道：“继续阅读，偶尔也写些文字……”后来，在监狱中结识的一位狱友（即看守）透露给我，姚文元曾撰写了一部关于哲学的书籍草稿，内容涉及辩证法，并有意寻求出版。

我那时正值四十二岁，而他已经四十七八岁，外表上似乎显得有些苍老，然而他的体魄依旧健硕。他常常劝我：“得多锻炼啊……”我回应道：“我每天都会锻炼……”他自嘲地说：“我也是啊……”他好奇地问我：“你觉得我看起来怎样？是不是显得更老了一些？”我笑着回答：“确实，你显得更成熟了。”他的笑声“咯咯”响起，而过去他并不常笑，总是很严肃。现在他也会开怀大笑，有时甚至笑声格外响亮。迟群总是喜欢和他开玩笑，逗得他开心。

王洪文想骂就骂

起初，我与公安部赵姓副部长一同观赏电视节目。此君乃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战士，昔日曾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谈及个人经历，他语气坚定地说：“我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懊悔，是毛主席亲自召唤我至公安部。”

自那以后，我与王洪文、迟群一同观看电视，这一习惯持续了整整两年。客厅内摆放着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特意让王洪文坐在前排，他却执意选择后排，理由是后排更便于发表意见。同样，我们各自的护卫也坐在后排，尽管他们都是年轻人，但他们深知我们不会发生意外，因此他们多在门外嬉戏，直至电视节目结束，才陪伴我们一同返回。我们通常从晚上七点钟开始观看，直至节目告罄。其间，我们热议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不时评论哪位演员出色，哪部剧作引人入胜。

近期，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老广神秘加入，并未透露姓名。据小兵们所言，此人曾是总参情报部门的一员，却因背叛了某关键地下组织而被指控，故此被召回开会时被软禁，并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我和迟群心中都明了，他意图混入我们之中，刺探情报，以期立功减刑。小兵们提醒我们：“你们要警惕，他并无善意……”我们回应：“这点我们自然是明白的……”我们深知他如同眼中钉，便商议着如何将他驱逐出圈。

询问他的姓名与所属单位，他却缄口不言，这让我们勃然大怒。恰在此时，王洪文现身，他与我们关系融洽，谈笑风生。老广见状，向我们发问，我们却并未直接作答，对他心生戒备。

王洪文后来变得无所畏惧，直言不讳。在1984年国庆阅兵当晚，我们观看了盛况，翌日监狱方再次征询意见，我们纷纷表示：“意犹未尽，还想再看。”王洪文附和道：“没错，我们还想再看。”负责审查的监狱人员希望我们能观看以收集反馈，便承诺：“没问题，明天将继续播放，进行重播。”结果次日白天，我们俩人又观看了阅兵式。王洪文对一些内容进行了评论，对邓小平等领导进行了讽刺。当时屋内人众。有人问我：“刘老，看了这么盛大的阅兵，有何感想？”我并未多言。

王洪文曾与我们一同前往那些菜地，边散步边锻炼身体。途中，他突然不慎跌倒，我和迟群急忙上前欲搀扶，却未能成功。卫兵阻止了我们，提醒我：“刘老，他已多次如此，你们切勿轻易扶他。若扶他，需十分钟后方能恢复；若不扶，五分钟便好转。”于是，我们坐在一旁静观其变，果然五分钟后，他手脚开始活动。卫兵上前将他扶起，拍去身上的尘土，他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约两三分钟后，他试图站立，我们与卫兵搀扶他走了一圈，他的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他主动询问：“庆棠，我刚才是不是病发了？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从你们的神态和我的身上尘土，我意识到自己又发病了……”他透露，自己已摔倒过一二十次，医生诊断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部也因此摔伤过几次。

他轻声向我透露：“之前我曾在一周内两次不慎跌倒，但自从大家聚在一起，心情变得愉悦，摔跤的次数也相应减少，如今半个月才发生一次。”

王洪文昔日的身体状况堪称强健，茅台酒更是能畅饮两瓶，其酒量与周总理不相上下。犹记得当年在“文革”时期，我们曾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会议间隙，众人齐聚一堂，于我处稍作休息，准备了一些酒水与花生米。正当我们畅谈之际，许世友司令忽然来访，他一踏入屋内便言：“我便知道诸位必有佳酿，不妨来一杯……”兴致盎然之时，他与王洪文及我们几位纷纷比试腕力，真是个风趣的人物。

随后，迟群因病率先离开了秦城。国庆阅兵仪式结束后，我又被诊断出患有肝炎，需入院治疗，因而只剩下王洪文孤身一人。关于他此后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他的心情恐怕并不会愉悦。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此后鲜少发言，无论是赞誉之声还是非议之词，皆不置一词，寻常人难以达到如此境界。他在秦城身患膀胱癌，特地邀请了原周总理的治疗组，由吴阶平等六位专家为其诊治，手术最终顺利进行。我有幸在秦城偶遇他，只见他头顶光亮，身形略显丰腴。

我迁至公安部直属的复兴医院居住，刘医生向我透露，隔壁病房的病患是张春桥。即便公安部部长亲自来访，张春桥仍专注于阅读报纸，不予理会。部长关切地询问：“张春桥，你的身体状况如何？”但张春桥并未回应。部长再次开口，询问张春桥是否对有什么不满之处，希望他能提出。然而，张春桥依旧沉默。旁人急切地提醒：“张春桥，部长在跟你说话，你应该回答，这是基本的礼貌……”但张春桥依然保持沉默。部长无奈地表示：“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讨论……”

然而，部长尚未走出房门，张春桥便与医生们交谈，言辞间尽显礼貌。

据我所见，昔日张春桥在职场中确是寡言少语，他人发言时，他总是耐心倾听，直至最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江青以及上海那群人对他都颇为敬服，皆以他为尊。不妨打个比方，若是张春桥指示向东行，即便先前主张西行的江青，也只得顺应风向，转向东方。

在毛主席病情加重之际，他曾表达出想要观赏电影的愿望，并明确提出了“三看三不看”的挑选标准。这一重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与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的梁某某共同承担。我们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阅了五百部中外电影。我提前对片名及内容进行了严格审查，随后拨通了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的电话，指示他们派人前往发行公司取回影片。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即将到来，若再不审查，拷贝的印制将无法及时完成。”他这才答应：“明天一早就会处理……”在审片过程中，他的意见并不多，常常是：“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非常好……”偶尔，他也会对某些细节提出修改意见，而江青和姚文元在这方面的意见则更为频繁。

政治体制存在不足，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此类限制被延续得过长，执行得过于严苛。若审查电影出现失误，又有谁敢承担相应的责任呢？人人自危，恐惧承担后果。

我曾听闻张春桥先生提及，他对电影并无太多兴趣，更偏爱阅读书籍与报纸。他每日必读香港数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此已成为他的日常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同在《晋察冀日报》并肩作战，张春桥曾是邓拓的得力副手。在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的前夕，张春桥悄悄地给邓拓透露了消息。1976年11月和12月间，尽管邓拓和“三家村”尚未得到平反，《人民日报》还是刊发了针对张春桥的批判长文，其中提到了张春桥向邓拓报信的事情，并一同谴责了两人。那时，我们被囚禁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阅读了那篇报纸。那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突然出现，让我始料未及。我反复思忖此事，认为张春桥与邓拓之间存在某种私人关系，在大风浪即将到来之际，张春桥冒着风险通风报信，只是希望他的老领导邓拓能够做好思想准备，保持冷静。

江青与文艺二三事

我曾目睹江青与周总理发生激烈争执，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江青曾向我们坦言：“我从未真正反对过周总理，只是我们偶尔在意见上有所分歧……”在我们看来，她对总理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们还听闻，在延安时期，周总理曾积极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的婚姻。

出席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务院会议时，享用工作午餐无需提供粮票。然而，若是在钓鱼台举行会议，江青便要求我们支付费用并出示粮票，严禁侵占国家资源。即便身为长辈，她亦是亲自履行此规定，态度极为严肃认真。

京剧界资深演员裘盛戎曾向一名收入微薄的青年伸出援手，借款数额逐渐累积。得知此事后，江青对此表示深切忧虑，她敦促裘盛戎亲自偿还这笔借款。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的身体状况如何？”浩亮回答：“现在情况有所好转，记忆也恢复了一些。”我将李少春向我表达的不安转告江青，并表示：“他担心这是假消息，一旦前往可能遭遇不测……”江青听闻后情绪激动，深情地说：“你与他的关系密切，要多做工作，这对他的病情大有裨益。”于是，我们一同前往，给予他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不久，李少春病情恶化，被送至积水潭医院治疗。我将这一情况告知江青，她回应道：“你何时能前往？务必今日就去，我让你代表我探望他，并询问一下治疗上是否需要协助？”我们于当天下午抵达医院，李少春的爱人侯玉兰正守候在那里。李少春已临近生命的尽头，我紧握着他的手，他睁开双眼见到我，我轻声传达了江青的问候。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天里，尽管处于弥留状态，但医生告诉我，他仍有下意识的反应，保持着某种直觉。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应当劝导他改正。他是国家的瑰宝，理应得到妥善的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严寄洲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辞恳切，表达了他多年未工作的渴望，以及心中的苦闷。在文革期间，他被无情地打击，有人利用我的随意之词对他进行了极大的折磨，现在他正处于困境之中。你能否前往八一厂一趟，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请你为他说几句好话，让他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因为他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请你代我美言几句，明天务必去一趟，事后给我回电告知情况，如果事情不顺利，我会再为你提供帮助。”

我赴八一电影制片厂参加座谈会，到场的有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以及总政的陈亚丁等。在了解八一厂的创作动态时，我趁机询问了：“严寄洲同志近况如何？”陈亚丁回应道：“他面临群众压力巨大，情绪略显低落，正处于边缘状态。”我继续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得到的答复是良好。我表示：“事物总有正反两面，严寄洲同志虽有失误，但也为电影事业作出过贡献。长期闲置，对八一厂来说是一大损失。他身体强健，理应早日重返工作岗位。你们觉得是否有困难？”陈亚丁对此表示惊讶，也意识到这并非我个人的观点。事后，王心刚告诉我，他已经将我的建议转达给了严寄洲，严寄洲感动落泪，表示愿意重新贡献力量。次日，严寄洲便恢复了工作。

1977年，严寄洲在报章上发表了长篇檄文，揭露了江青如何对他进行迫害。阅读之余，我心中不禁想，实际上，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确曾有所过问，且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力给予关注。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性情易怒，怒火确实相当猛烈，然而若是发泄不当，她便会自我反省。不久前，我在甘家口路上偶遇了昔日服务于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工作人员，我们闲谈之际，她告诉我，江青常因事而怒，遇难题时尤为焦躁，其怒气更是猛烈。然而，她有时会在数日后反省自身，承认脾气不佳，并恳请他人谅解。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能保证他没有问题吗？”我回答：“我有八成把握。”随后，我将收集到的调查资料呈给她，她这才平息怒气，并表示：“我批评错了，大家不要怪我，我性子急躁，并非有意冤枉你们。你们要能承受批评，毛主席批评我，就等同于直接责骂我。我犯了错误，主席在电话里斥责我是不对的。”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账，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算什么错误……”从而诞生了那张著名的林彪学习毛选的照片。我记得1973年召开十大时，在分组讨论创作时，江青再次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沉默五分钟后的突然发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才真正领悟到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对舞剧所知甚少，仅略懂其中共性，你们自行研究吧……”在《红色娘子军》中，“常青指路”这一幕戏正是在江青的悉心指导下进行排练的。常青出场时的动作，正是我和扮演通信员的小彭共同编排而成。

白淑湘，曾主演《红色娘子军》，其能否继续从事演艺事业，在当年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少将特务，涉嫌参与暗杀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于沈阳遭到镇压。尽管白淑湘对父亲有过怀念之词，这在情感上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曾揭露她反对现代戏，质疑拳头动作是否构成艺术，一旦运动兴起，便被上纲上线。江青将她派往干校劳动，负责养猪，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她在《红色娘子军》中的表现未能达标。”稍后，她又询问：“她的状态如何？”我回应，她表现良好，即使在干校也持续努力训练。江青对我提出批评，称我总是在偏袒某些人。我辩解道：“她的个人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剧团也需要她。”接着，我提及：“您不是说她有功吗？”最终，江青同意了：“那我们就让她回来吧。”

江青强调，艺术创新至关重要，若戏剧内容一成不变，便难以焕发生机。在文革前夕，她曾秘密展开调查，深入了解旧京剧的演出状况，例如对谭元寿的演出进行了细致考察，并统计了观众数量，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计算。毋庸置疑，江青创作样板戏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旨在为文革营造舆论氛围。

在八十年代，我有幸在秦城偶遇了江青。秦城内设有四个宽敞的院子，各院间的放风时间各异，使得囚禁其中的人们平日里难得一见。某日，我在走廊上与她不期而遇，她注视着我，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然而我们并未交谈，只是各自继续前行。那时的她已显露出岁月的痕迹，步履蹒跚，反应也显得迟钝。我推测，或许是监狱方对时间的掌控出现了误差，加之她行走的缓慢，这才导致我们有了这样偶然的相遇。粗略计算，像这样意外相逢的经历，至少发生了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划分为数个监区，每区的庭院宽敞，栽种着各类果树，空气清新宜人。我们得以在自己的院落中悠然跑步。那时的季节，常可见到黄永胜的身影。彼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然不佳，常倚靠一把椅子，行走一圈后便坐下稍歇。我们虽曾相识，但在此刻，只能以点头示意，无言以对。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等到年底，便可返乡，将在上海图书馆担任历史组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一起流汗，一起享用，味道一定不错……”但他们坚持：“真的不能吃，否则会受到批评……”最终，我们多出的西红柿被送到了食堂。至于花生，则由食堂炒制。自种自食，这也算是一种排解忧愁的方法。

迟群与爱人复合之后，我造访了他的家。他的爱人总是抱怨个不停，诉说跟随迟群所受的磨难和经历的艰辛。唉，此类言语又有何益？心中不免烦闷，我和迟群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感慨。我们坐下来交谈，我竭力劝他放宽心胸，尽量看开些。

在那一年的某个时刻，迟群有机会通过工龄买断那间公家分配的住所。然而，由于爱人的工龄记录缺失，组织未能核实其资格，导致他无法享受这一优惠政策。若能找回档案，购买这套房子的费用将可减少数万元。鉴于当时他的经济条件不佳，这笔节省下来的钱对他至关重要。他曾任职的各个单位相互推诿责任，他不得不奔波于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却始终未能找到他的档案。他曾对组织表示，自己在战争年代伴随毛主席历经生死，付出诸多努力，难道就应被忽视，不能获得一个证明以获得应有的待遇吗？

他长期心境阴郁，陷入困惑，不知如何是好。某晚，独坐桌前，他萌生给中央写信的念头，希望在孤立无援之际得到上级的援助。笔尖刚触及纸面，写下“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这几个字，他突然晕倒，桌上留下了严重的脑出血痕迹。在他失去意识之际，八三四一部队的人宣布找到了他的档案。

在八宝山送行的那一刻，仪式简约而肃穆，到场的亲友寥寥无几。目睹迟群最后的身影，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沉痛。最令我难忘的是，几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地前来相送，这足以证明清华园中仍有教师铭记着他过往的所作所为。

于会泳业务出色

昔日有人笔触会泳，对其评价多有失实之处，缺乏真实性，难以令人信服。

会泳昔日曾是部队文工团的成员，后赴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对民间艺术颇为了解，涉猎广泛，诸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信手拈来便能吟唱。而他专攻西洋作曲，曾任职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闻上海有这样一位才子，既能精通西方音乐，又能驾驭中国传统乐风，表现力十足，正合她心意，遂大胆启用他。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京剧团陷入了混乱之中。在此背景下，于会泳作为工人宣传队的一员被派驻其中，然而他因犯有过错，不久后便重返音乐学院。随着《智取威虎山》的恢复排练，剧团再次邀请他担任领导创作工作，他在唱腔设计上一丝不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他所创作的唱腔，备受好评，有人赞其清新脱俗，与新角色完美契合、相得益彰。然而，也有一些资深艺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其不伦不类，既不像驴也不像马，根本不符“京”字之精神。于对这些建议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允许他人各抒己见。实际上，江青与于会泳对此“京剧姓‘京’”的观点非常重视，于会泳更是坚信必须重视京剧的唱腔和独特风格，让观众即便在聆听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京剧的韵味。他在创作中巧妙地融入西洋元素，并加入戏曲的精髓，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等经典作品的主要创作者和组织者，这些剧目在演出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充满了信任，他的话语极具分量。

我和于会泳都不惧他人的非议。在筹备排演《红色娘子军》期间，我们曾足迹遍布海南全岛，历时两个月进行采访，实地考察了娘子军曾经活动的区域，并据此撰写了舞剧的台本。纵使有人对此指指点点，称其四不像，我们亦毫不在意。

随时间推移，于会泳接手了北京京剧团，并着手排练《杜鹃山》，对剧本进行了多次修订。他看好杨春霞的演出，便将她从上海调至北京，予以留任。汪曾祺作为主要编剧，贡献显著。在北京京剧团，汪曾祺才华横溢，颇受瞩目。于会泳曾对我表示，汪的才华应当得到充分发挥。在排练过程中，围绕台词的修改，于会泳常与汪曾祺等人商讨，询问是否可行。一般情况下，他会采纳汪曾祺等人的建议。

在运动期间，北京京剧团陷入了混乱，局势错综复杂。我曾短暂担任过北京京剧团的负责人，对其中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遭到审查，最终倒台，因此不得不重新选拔军代表。江青向军委提出要求，希望指派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对此表示同意。随后，田广文副军长，一位在全军享有盛誉的战斗英雄，被任命为新的军代表。他担任领导职务后，面临着解决内部班子矛盾的重重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繁多，而且他的话有时也难以得到他人的重视。当时，我任职于国务院文化组，京剧团向我求助，我便出面协助处理，这在当时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于会泳在抓创作方面依然表现出色。

于会泳与江青于大寨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请你说出你的肺腑之言。”这句话逐渐成为了他的惯用语。

大约在1975年前后，我国着手开展干部解放工作，然而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我在会议上发表观点，指出文革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充分表明，证明一个人的清白并非易事，一旦错判，便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那些经受了考验的干部，理应得以恢复其工作。于会泳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我的立场，成功消除了派别间设置的种种障碍。

自1974年起，我负责管理剧团与制片厂，并亲身参与了这些单位的审查工作，举办了一系列追查学习班，将其视为一项重大任务。当时文化部开展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查，如今看来，这种做法是存在误区的。

张维民曾任职于东北的省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一职。因与毛远新及吴德关系密切，他被调至文化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负责全面领导文化部的政治运动。他性格鲜明，属于极左派别，参与运动积极，才干出众，口才亦佳。

自1976年10月6日往后短短的三四日间，他突发奇想，迅速转变方向，在部门内展开了夺权行动。在宣读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他即刻主持了会议，将攻击的焦点指向了会泳、浩亮及我。他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你们应当迅速进行检举……”并对浩亮说：“你给出你的立场。”我们回应道：“情况不明朗，向你表态有何意义……”话锋一转，我们便陷入了争执之中。他指责我们态度狂妄。此时，会泳站在一旁默不作声，面无表情。但他内心显然是心知肚明的。

听闻他自尽的噩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苦涩。据说，他是在接受审查期间偷饮了农药，结局令人扼腕。当时，有内部消息称，审判部门仅决定将一名嫌疑人送入监狱，于会泳选择了这条路，因此牢狱之灾落在了我的头上。于会泳，一个对创作充满执着与认真的灵魂，他对艺术的追求从不马虎，堪称一丝不苟。

周总理与我谈话进行思想工作

自1951年起，我便与周总理相识，他对我的成长历程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多次观摩了我的演出，包括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和《泪泉》等经典剧目，对芭蕾艺术亦颇有研究，对我的事业关怀备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即将会见外宾之际，周总理与我进行了一次私密交谈。他透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成立新的文化部，并希望你去那里任职。你在舞台上的时光已久，现在让你突然停止表演，我怕你难以接受。不久的将来，政治局将开会讨论此事，我先行与你沟通，看你是否能够接受不登台的情况？”我回应道：“一切归功于党的培养，我愿意服从党的安排。虽然对舞台有深厚的感情，但确实有些不舍。目前，我更多的是担忧。以前我只是负责一个剧团，现在要进入文化部，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可能不足，担心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周总理告诉我：“我告诉你，我在投身革命之时，也未曾预料到自己会担任总理一职，起初我也感到畏惧。根据我的经验，你的这种谨慎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只要你勤奋工作，就能不断进步。从事工作难免会犯错，关键是要及时改正。”不久，中央下发文件，公布了文化组十人的名单。此后，周总理开心地对我说：“在与你谈话之前，我还以为需要半小时的时间，没想到仅仅十几分钟就说服了你。”

在文革前夕，紫光阁每隔半个月便会举办舞会，参与者多为二三十人，其中包括副总理、副委员长以及军委副主席等高级官员。这些舞会的艺术组织工作由中央歌剧舞院承担。周总理对干部要求严格，而对普通群众则关怀备至。院长赵沨因担心周总理见面时对他进行批评，心中有所顾虑。于是，他提到庆棠与周总理关系密切，便建议由我担任领队。

一辆豪华轿车内挤满了四十余人，其中还包括十多位才华横溢的乐手，三至四位技艺高超的独唱歌手，以及二十余位美丽动人的女演员。在跳累了之后，他们会稍作休息，并表演一些轻松的小节目。由于白天的工作和排练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体力劳动的强度也颇大，因此到达紫光阁后，我便在秘书们的陪伴下开始了打扑克的休闲时光。周总理似乎完全理解我的状况，他温和地对我说：“你辛苦了一整天，现在正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

江青女士素来未曾涉足舞池，而蔡畅大姐偶尔会参加。舞会通常在晚上11点画上句点，随后我们便会享用一番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陷入一片混乱，我们费尽心思才争取到的工作成果岌岌可危。”总理回应：“那下次再看情况吧。”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动荡，舞会自此以后便暂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得以从秦城释放，便返回故里休养。当时，1993年尚有国家补助，每月可领取360元，然而水电费支出却高达150余元，生活开支主要依靠子女及海外学生的资助。1994年，我不幸身患重病，花费达一万九千元之巨。情急之下，我致信江泽民同志，他慨然批复，拨付了五万元专款，确保了款项的专款专用。写信，本是一种无奈中的期盼，却也不得不被迫向中央发出求助之声。

如今，我被邀请至大学授课，并投身于筹备民营艺术学校的任务。我心中始终怀揣着排演舞剧《岳飞》的强烈愿望，为此，我深入研究了众多史料，并完成了舞台剧本的撰写。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成功邀请了曾为《红色娘子军》作曲的艺术家加盟合作。编排一出戏剧实属不易，但在我步入晚年的此刻，我渴望在人生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